隨著新技術逐步在裝備領域的應用和推廣、發達國家推行先進制造業回流，我國裝備制造業面臨新的隱患，若不能及時彌補短板，恐將產生新的產業安全問題。
近日，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Ross)在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表示關注美國半導體領域的產業安全，因為半導體的國防安全應用范圍很廣，可用于軍方硬件和眾多國民經濟相關設備中。
關注產業安全的不僅僅是美國一個國家，產業安全始終是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和重要內涵，是國家制定和實施可持續發展產業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裝備制造業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科技、軍工保障等硬實力，其發展水平決定著各國現代化的進程。目前，我國裝備制造業運行進入中速增長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效應初步顯現，促進了裝備制造業向中高端邁進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但裝備制造業產業安全方面的問題也日漸顯現，如果不能引起重視，或許會產生新的產業安全問題。
諸多隱患
隨著新技術逐步在裝備領域的應用和推廣、發達國家推行先進制造業回流，我國裝備制造業面臨新的隱患。
目前，我國高端裝備供給能力不足，核心部件依賴進口。我國裝備制造業的核心部件，如機器人的高精密減速器、高性能伺服電機和驅動器、高性能控制器、傳感器和末端執行器等五大關鍵零部件，增材制造的高光束質量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統，伺服電機高精度編碼器，數控機床所用高效刀具均依賴進口。究其原因，是我國工業“四基”薄弱，缺乏工業機器人關鍵零部件、工程機械高壓柱塞馬達、新型電力電子器件、MEMS等先進設計制造技術。
德國的工業4.0、美國工業互聯網、日本工業價值鏈均已出臺三維參考架構，并開始積極向國際標準化組織申報頂級標準，如果我國智能制造業不加快標準建設，將繼續缺乏標準國際話語權。在新興技術方面，如增材制造，由于參與企業合作不足，尚未執行統一標準。此外，產品精度、可靠性和生產效率方面與進口產品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我國車床、銑床和磨床的單向重復定位精度基本在2.5μm；對于國際高端的1.6μm甚至1.0μm，尚處于研發階段；質量方面，國產數控系統MTBF(平均無故障時間)為1萬小時，而國際水平已達8萬小時。
我國裝備制造企業核心技術缺乏，專利數量不多。據歐洲專利局數據，通用設備領域，我國僅有89項，遠低于日本890項、德國1278項和美國2229項；在電氣設備及能源供應、儀器儀表和運輸設備方面，日本、德國和美國的專利數均在千項以上，而我國才百項，差距較大。此外，由于專利申請量成為政績考核重要指標，專利數量增多的同時，質量卻不斷下降，大部分為實用新型專利。
我國裝備制造業高素質復合型人才嚴重不足。從經營管理層面來看，缺少具有預見力的領軍人物以及高水平研發、市場開拓、財務管理等方面專門人才；從員工隊伍層面來看，存在初級技工多、高級技工少，傳統型技工多、現代型技工少，單一技能的技工多、復合型技工少的現象，影響產業技術實力的提升。
此外，跨國公司憑借其雄厚的研發實力，加大對中國高校人才的培訓投入，這種人才滲透戰略不利于我國企業后繼人才的發展，影響裝備制造業產業安全。
同時，我國制造業兩化融合水平低，智能制造存在短板。我國地區間、行業間以及企業之間信息化發展不平衡，一些企業已經進行智能化探索，但大量工廠仍處于工業2.0階段。智能化的軟硬件缺乏自主研發技術，高端傳感器、操作系統、關鍵零部件主要依賴進口，在大數據推動數字和流程整合轉型方面落后全球整體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智能制造的發展。
我國高檔數控系統的研發和生產還處于一個相對落后的境況，如精度方面，我國數控系統可實現微米級精度插補，而發那科、三菱、西門子的數控系統均為納米級插補或納米級運算精度。全球產品生命周期管理的主流工業軟件由德國西門子公司、美國PTC公司和法國達索公司開發的，我國缺少自主知識產權，處于劣勢。
缺乏安全意識，對工業大數據保護不足。目前在我國大力發展智能制造和高度強調工業網絡信息安全的背景下，對傳感器、激光器及其承載的數據安全問題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在美國、歐盟的兩用物項管制清單中，都將“傳感器和激光器”單獨列為一類，如美國有57種物項，歐盟有33種，而我國只按照核供應國的要求對4類物項(光電倍增管、掃描相機及成像設備和技術、速度干涉儀)實施管制。
發達國家加大對我國的管制，影響我國國防軍工產業安全。出口管制改革后，美國總體管制措施是放松的，但對中國歧視性做法及對華管制從未放松過，且有收緊的趨勢，如已放松管制的衛星和相關產品仍不能被出口或再出口到中國或在中國發射。美國還對跨國公司在華分公司的最終用戶及物項出口的最終用途實施監控，對其中國分公司出口、轉口和國內轉讓物項實施監控，并接受美方人員的“現場調查”。
相關建議
鑒于歐美管制清單中大量涉及裝備制造業產品和技術，在中國大力發展裝備制造業的背景下，敦促歐美有關部門放松管制顯得尤為迫切。敦促國外放松管制可以讓我國產業加快獲得并掌握國外先進、前沿技術，促進我國產業快速發展。同時，利用國外企業和民間組織向政府施加壓力，加快已商業化技術對華出口。
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著力突破國防和社會經濟安全的瓶頸制約，將標志性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和先進基礎工藝作為升級突破點：建立功能部件發展聯盟，攻克關鍵零部件技術并實現產業化，突破重點領域發展的基礎性瓶頸；以國家基金的形式，促進液壓件、軸承等功能部件的發展，在數控單元和傳感器等跨行業技術領域，形成產業鏈上下游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一體化組織新模式。
建立滿足智能制造需求的多層次人力資源開發體系。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繼續教育、職業技能培訓等，培養和造就具有較高素養的應用型工科人才，保留、恢復和發展與工業“四基”對口的特色工科專業，將打造工業軟件及其平臺上升為國家戰略。鼓勵骨干企業、民企與有條件的高等院校開展協同育人，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應用型人才，夯實智能制造的人才基礎。
在傳統設備的數字化改造中，充分認識到傳感器對數據監測和傳輸的重要性，通過政府首購、訂購和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國內創新產品。樹立“國產智能裝備”“國產數控系統”以及“國產工業軟件”的“三國”理念，對于涉及國家安全的企業，必須先采購國產工業軟件和服務。
推進智能制造關鍵裝備與核心軟件的自主研發與產業化，提高價值鏈核心環節的掌控力。加大對智能制造軟、硬件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突破制約智能制造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推動官、產、學、研、用合作和組建產業創新聯盟，加快推進中國智能制造標準的制定，工業軟件特別是智能制造操作系統的開發以及推廣應用；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工業機器人、增材制造設備、智能傳感與控制裝備等關鍵技術裝備，全面提升智能制造的產業化水平。
加大金融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裝備制造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的支持力度，具體的金融政策包括，通過差別準備金、利率、再貸款、再貼現等，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裝備制造企業的支持力度。
盡管我國裝備企業在汽車制造、發電設備和通用機械等領域創造了一些品牌產品，但在國際市場上仍缺乏較強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在“走出去”過程中，企業須樹立負責任和受尊重的企業。
